医药经济报专访报道：涂桂洪的资本亲和力
发布时间：2007-07-05 00:00 点击：1028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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涂桂洪的资本亲和力 | |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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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本报记者 赖强 | ||
听多了“天降大任，苦其心志”的创业故事，再听太过顺利的人生传奇反而有些不习惯。对于
被称为“rhEGF产业化之父”的涂桂洪，我几度怀疑，他一定是那种运气好得叫人嫉妒的一类，所以他可以在企业遭遇资金危机的时候，还开玩笑安慰他的创业伙伴“不用担心，根据我的经验，在我们无米下锅的时候总会有钱投进来”。彼时，或许连他自己都笃信他的运气比别人好。
1992年，46岁的暨南大学生物系副教授涂桂洪放弃一个教授拥有的地位、房子、自己的实验室、一份不丰厚但却稳定的收入，辞职离校，投入波诡云谲的商海——借钱创办研究所。这被他认为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那个社会变革下做出的一个有预见性的决定，“社会正处于急剧的变革之中，每一个人随时都有可能变得一无所有，我预感到这一天迟早会到来。与其这样，不如提早让自己变得一无所有，尽快适应这种社会变革。”
适应变革必先忍受阵痛。质疑、猜测、阻拦，外界的种种压力接踵而至。甚至有媒体形容涂是个疯狂的冒险分子。在他们看来，没有一分钱资本，没有一项成熟的科研成果，这场“赌博”，涂的赔率极高。事实也是如此，创业初期，没有工资也没有住房，他和同事白天把办公室当实验室，晚上把办公室当卧室，靠方便面熬过了一段艰难迷茫的岁月。
不过，很快，涂桂洪的好运就来了。
他锁定的研究方向是EGF（人表皮生长因子）的产业化。EGF是一个具有广泛生物学活性的物质，对肝、肾的损伤修复都可能具有临床意义，还可以用于皮肤护理、眼与口腔保健等领域。一个看中EGF疗效的小化妆品厂老总率先垫付的10万元原料费为涂的创业打开了局面。
显然，10万元对于生物技术这个动辄投入上百万、上千万的产业只是杯水车薪。不过没多久，涂幸运地迎来了第二笔投资。1993年，刚成立不久四处寻找投资项目的广东发展银行在一个偶然的机会“发现这是个好项目，可以谈谈”。于是，当年5月，广发行投入近200万元，与涂的研究所合资成立广州华生基因工程有限公司（华生元的前身）。就是这次风投，EGF产业化研究步上了正轨，亦促成涂把EGF搞成一个新药的念头。
但随着1995年《商业银行法》的出台，商业银行投资实业的禁令让广发行无法继续“给钱”，涂桂洪“弹尽粮绝”，运作资金再次陷入窘境。此时，恰逢IDG高层来穗，他们听说了涂桂洪的创业故事，参观了涂的实验室后，看好该项目的市场前景，当即拍板出资450万元投资EGF。但生物制药毕竟不是IDG的主要投资方向，两年后，IDG的投资全身而退。
1998年5月，历时5年的新药申报战告捷，EGF获国家一类新药证书。这比起通常国外、国内新药的申报时间缩短了至少3年。此时，涂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担心资金青黄不接。因为在1年前，另一家风投广州电力总公司的1600万元已经打入华生公司的账上，并正式成立“深圳华生元基因工程发展有限公司”。此后，广州电力总公司连续追加的投资接近6000万元……
涂桂洪跟风投打交道的时期正是国内风投起步的阶段。事实上，当时在下海创业大潮席卷之下，无数投资项目被市场湮没，这种常态下，涂的一帆风顺反而显得另类。回忆起这段和资本亲密接触的创业史，作为深圳华生元基因工程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的涂桂洪，并不愿意过分渲染资本选择与他合作的必然性。“说实话，我当时真的没有刻意地去寻找风险投资，因为我觉得项目还不成熟，没有把握说服他们投资。另一方面，从对投资者负责的立场出发，不想让投资者承担太多的风险。”
但巧合的是，这些投资者却都是第一次接触生物医药，EGF项目是他们投资的第一个、也是至今惟一一个生物医药项目。此后，涂桂洪与资本的缘分并没有终结。据涂桂洪说，华生元公司正受到很多海外投资者的垂青和追捧，合作项目正在紧锣密鼓地洽谈中。
那天，和涂桂洪约在一个咖啡厅采访，在听他详述了自己的经历后，我好奇于这个在资本接力中成功的创业故事的确只是一种偶然，抑或背后有必然的力量主导。面对一再追问“与资本的亲和力从何而来”的记者，涂桂洪说，一定要给出一个答案，我想我这个人算是一个诚实、有责任心、对事业有追求的人。
这个值得体味的回答让我想起一个细节：涂在深圳的办公室和实验室在同一层楼，因此周围环境有一定的洁净要求，出入需要更换拖鞋。我第一次和他见面后从他的办公室出来，换鞋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先前谈话并不显刻板的涂正色指正我道，“你刚才换鞋的程序不对”，并给我演示了一遍正确的做法。
对话
记者：有一个疑问，当初下海的知识分子不在少数，像您这样没有成果就下海的知识分子凭什么会博得风投的信任。如果一定要分析原因，起到关键作用的因素是什么？
涂桂洪：有一种说法，风险投资选择投资的目标首先是人，其次才是项目。我不是风险投资家，对这种说法是否确切没有深究。我不能说我多么具有人格的魅力，但是我可以说我是一个诚实、有责任心，对事业有追求的人。我对家庭、对朋友、对企业、对投资者一样的具有责任心，这是我做人的一个准则。这就是所谓先做人后做事的道理，这是任何事业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。在担任华生公司总经理期间，我拥有完全自主的经济支配权。但是我并没有利用手中掌握的这种权力乱花费一分钱，所有的开支首先考虑到我们的项目开发需要，然后才是我们自己的工资福利。
对每一笔风险投资，我们都能给投资者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。广东发展银行投资了200万元，我们完成了EGF所有的实验室研究工作，包括基因克隆表达、纯化鉴定以及新药注册文件等一系列工作。美国IDG集团投资450万元，我们完成了I、II期临床试验并获得一类新药证书。广州电力集团先后投资6000万元，我们完成了标准厂房的建设并通过了GMP验收，获得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生产许可证。
记者：事实是，像您这么幸运的人似乎并不多，被商海淹没的案例也不胜枚举。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，现在制约中国生物制药发展的关键一环就是风投的缺位，您同意这个观点吗？
涂桂洪：EGF被媒体称为第一个风险投资的基因药物。可以说，没有风险投资就没有我们今天的EGF。我并不同意风险投资的缺位制约生物制药发展的观点。事实上资本市场有大量的资金在寻找项目投资，一个好的项目是不会找不到投资的。如果一个项目找不到投资，我倒觉得技术持有人本身应当认真地思考，问题究竟出在哪？
记者：您怎么看现在中国生物制药与融资之间的矛盾？
涂桂洪：我也接触过一些技术持有人，根据我的观察与分析，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。一方面可能是项目本身的问题。许多技术持有人，在他获得了一个实验结果后就以为等于获得了一个新药。他不知道、或者不愿意想，要把这个实验结果变成一个新药还要付出多少的劳动、多少的投资，还要冒多大的风险。因此技术持有人与投资者之间缺乏对等的沟通。另一方面，我觉得一些技术持有人缺乏一种分享成果的心态，一旦掌握了一个技术就如获至宝，紧紧地抱在怀里。这种心情可以理解。我从这十几年的经历中悟出了一个道理：技术要与资本结合才能成就大业。
生物医药的开发需要大笔资金，需要长期作战。不像软件产业那样，一台电脑就有可能成就一个产业。所以技术持有人要具备善于与资本打交道的素质。有远见卓识的投资者大有人在，技术持有人只有放下身段才能发现他们。技术持有人应当明白，没有资本的支持我们终将一事无成。
记者：客观看来，中国的生物制药企业虽然大多拥有先进的技术能力，但发展似乎不温不火，缺乏龙头企业。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。
涂桂洪：现代生物医药从第一个重组胰岛素诞生开始至今不过20多年的历史，中国起步更晚一些。中国目前被批准的基因工程药物有20多个，大部分是仿制药，而且很多属于低水平重复，原创性的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一类新药屈指可数。一个龙头企业的出现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，需要经历长期的技术积累、人才积累和资金实力的积累。
中国重组药物经历了近20年的发展历程，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技术成果，出现了许多原创性的研究，技术人才日益成熟，资本市场对生物医药日益重视，中国生物医药龙头企业的出现应该是指日可待。
记者：华生元经过10年发展，目前销售还没有过亿，这样的发展速度你满意吗？
涂桂洪：我想，我们这10年只是打基础，也就是一直在打造企业的核心技术平台。基因工程的核心技术就是表达，就是外源基因放在你这个平台表达，产量高、质量好，这是生物制药企业最集中的竞争力。现在我们的平台应该说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，这样后面的事情就比较好做了，我想再过5年，我们的企业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。我期望我们的企业在不久的将来能成为这样一个龙头企业，我们将继续深化与资本市场的结合，扩充企业自主创新的空间和实力。
《医药经济报》 记者 赖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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